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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渤海之滨到南海之畔，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压舱石、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近年来，党中央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扎实做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工作。“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李兰冰（南开大学战略发展部部长、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抢抓发展机遇，率先进入发展快车道，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我国地理区划主要有三种分区方式，行政分区、经济分区、地理分区。为科学反映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根据“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其中，东部地区是指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省（市）。据不完全统计，东部地区以不足1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超全国40%的人口，贡献了超50%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约80%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产业能级和经济密度同步提升。

　　回溯历史，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离不开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一方面，东部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对外开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强化了地区发展优势。例如，早期设立的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保税区等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更高水平开放平台也是从东部起步并逐渐拓展。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努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更好联通、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仅推动了外向型经济发展，也对要素集聚、基础设施建设、经营主体引入等产生积极影响。

　　一是经济总量领跑，引领作用凸显。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702356亿元，比上年增长5.0%。外向型经济发展成效突出，上海港、宁波舟山港、深圳港、青岛港、广州港、天津港成为全球知名的集装箱港口以及链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枢纽，为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创新动能强劲，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2023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千亿元的12个省份有7个位于东部地区，分别为广东、江苏、北京、浙江、山东、上海和福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超全国平均水平的7个省份有6个位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占全国比重为62.2%，营收占全国比重为73.0%。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兴未艾，以上海为例，2024年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7万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43.6%。

　　三是区域重大战略稳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被喻为引领中国发展的“三大引擎”，以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担负起科技创新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使命，肩负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重任，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和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在经济发展水平、中心城市引领力、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以及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四是公共服务持续改善，民生福祉显著提升。例如，京津冀地区从“一小时交通圈”到城际铁路公交化，从跨省就医直接结算到社保服务同城化，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不断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东部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增进民生福祉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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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未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东部地区需多措并举、勇担重任，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第一，强化创新能力与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引擎作用，加强区域创新协同发展与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推进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围绕创新链进行有效分工与合作，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技创新体系效能。

　　第二，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与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区域产业分工、合作与转移体系建设，着力推进产业链补链、延链和强链，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因地制宜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第三，强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依托沿海区位优势与发展基础优势，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载体作用，积极推进首创性、集成式探索，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协同联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深层次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加快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作出积极贡献。

　　方晓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引领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产业链核心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以及科研、金融、物流、检验检测与认证等相关支撑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在特定地理空间聚集形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具有创新活跃、技术领先、附加值高、辐射带动作用强等特征。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的背景下，加快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对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东部地区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依托创新要素富集、产业体系完备、开放水平领先等综合优势，积极推动企业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转型，已成为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战略高地。

　　第一，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全国已形成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其中东部地区分别占60个和35个。这些集群主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带动作用大，成为国家重点打造的产业高地。在央地政策协同推动下，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为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第二，核心技术加速突破。通过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创新体系，突破了一批“卡脖子”技术。例如，深圳市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集群携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打造“1+N”创新网络，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技术开展攻关，成功实现超薄芯片加工用临时键合材料的自主研发及产业化应用，这一成果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还突破了半导体晶圆生产关键材料的“卡脖子”难题。又如，京津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通过建立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实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筑基工程，目前车载操作系统等已实现规模化应用。

　　第三，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攀升。通过推动工业设计、数字技术、智慧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构建“制造+服务+数字”产业新生态。以上海张江集成电路集群为例，其芯片制造企业和设计企业通过共享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和测试平台，大幅缩短研发周期。浙江枫桥杭派服饰产业园作为长三角体量最大的新兴服装集聚区，凭借阿里巴巴等互联网领军企业的技术支持，构建起研发智造一体化、展览销售一站式、服务配套一条龙的垂直供应链快反基地，全方位满足不同企业的配套需求，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

　　第四，新兴产业快速崛起。通过深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构建起全要素、多层次的产业支撑体系。例如，人形机器人是融合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与精密控制等多项尖端技术于一体的新兴产业，深圳市充分发挥国家级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集群的优势，以鹏城实验室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为依托，联动产业创新中心等载体，形成以大疆、优必选等企业为龙头，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在高精度运动控制、多模态感知等多项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成为引领我国高端制造发展的新标杆和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的重要创新策源地。

　　第五，品牌影响力和产业链竞争力持续提升。通过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示范作用，鼓励其主导或积极参与国家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有效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竞争力，龙头企业也在国际标准制定中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以广东沿珠江东岸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华为、中兴等企业占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份额达30%，实现了核心技术话语权的突破。在龙头企业带动下，集群内汇聚起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在东莞长安镇，5公里半径便可配齐智能手机95%的零部件，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东部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与世界一流集群相比仍存在差距，比如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创新资源协同效率低、高端要素供给不足以及同质化竞争等。

　　下一步，需从以下方面着力，加快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一是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建立“链主企业牵头+科研院所支撑+中小企业参与”的联合攻关机制，重点突破基础材料、高端芯片等“卡脖子”技术，提升共性技术供给能力。二是推动集群差异化协同发展。建立区域产业地图，引导各地聚焦特色领域，培育核心竞争力。三是构建开放共享生态。支持龙头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测试中心，推动标准共建和数据共享，打造大中小企业多方协同、竞合共生的产业生态。四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鼓励集群参与全球标准制定，建设跨境创新中心，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

　　卢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区域开放室主任、研究员）：“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打造对外开放新优势，率先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东部地区积极构建“商品+服务+数字”多元开放体系，充分发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同开放平台作用，在推动外贸扩量提质、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深化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第一，稳外贸的压舱石。东部地区通过构建“传统贸易+新业态”“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双轮驱动体系，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始终保持外贸基本盘稳定。202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4.95万亿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79.7%，合计进口了超全国85%的原油和消费品，出口了八成以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家用电器和锂电池。2020年至202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增加0.1个百分点。截至2024年6月，全国172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位于东部地区的有95个，22个自贸试验区中位于东部地区的有10个。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全球前三位。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区域发展大数据分析报告》，排名前五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均位于东部地区，占全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的48.69%；排名前十位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80%位于东部地区。

　　第二，吸引外资的主阵地。持续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对外资吸引力不断增强。2024年，东部地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为51759家，占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总量的87.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079亿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85.7%；江苏、上海、浙江、广东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四位。全国超九成的百亿美元级外资项目落户东部地区，如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等。

　　第三，引领制度型开放的排头兵。通过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等平台，在投资贸易自由化、金融开放创新、跨境数据流动等关键领域实现制度性突破，形成一批全国首创性改革成果，构建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型开放体系，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东部经验”。

　　货物贸易自由便利方面，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制度框架下积极探索提升货物贸易自由便利水平。例如，上海实施了全国首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首创海关、税务、外汇等22个部门“一网通办”。

　　服务贸易自由便利方面，海南等先行先试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运输、金融等领域作出更高水平的主动开放安排。东部地区在允许外商独资设立医疗机构、设立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开展文化艺术品“保税展示+交易”等服务贸易开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投资自由便利方面，率先更新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构建公平竞争制度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例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全国首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带动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缩减70%以上。

　　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方面，在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跨境投融资政策、跨境贸易结算、推进金融改革等方面先行先试。例如，深圳前海在深港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积极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总量管理试点等。

　　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方面，在推动外籍人员入出境和停居留便利、境外人才就业创业便利、放宽专业人才执业限制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例如，海南率先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也要看到，东部地区整体开放水平依然有提升空间，比如服务业领域的准入限制较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市场集中度过高、出口结构单一、综合竞争力不强、高技术服务出口滞后等。

　　未来，需进一步支持东部地区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压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削减人员、资金、数据等要素流动壁垒，提高外籍人才就业和落户便利程度，在临时商业访客的签证发放、允许境外人士参与我国资格考试等领域加大开放力度。深化自贸账户本外币一体化试点，探索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更高水平金融业开放。推动形成数字化商品贸易规则，支持探索对个人信息、重大数据进行分类管理，对健康、职业等敏感数据实行跨境传输评估许可，对非敏感数据率先允许其自由流动及非本地化存储。在国企、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边境后”政策领域有选择地借鉴国际规则标准，在电信监管框架、市场准入等领域逐步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规则，加快新兴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本文来源：经济日报）